真耶稣教会的组织与管理

真耶稣教会的组织与管理

 

引言

真耶稣教会的兴起在于神的旨意和圣灵的动工;而真教会的增长则应运产生了组织机构和管理问题。组织与管理密不可分,且与教义有同等的重要性,直接关系到圣工能否推展,教会的兴衰,信徒灵命的存亡。健全的组织与合符经训的制度,是教会健康增长的保证。真耶稣教会自创设以来已有八十余年的历史,自东徂西的发展亦广具了规模,其组织建设走过了一条什么样的路子?在管理工作中又是怎样展开进行的?其间经历了哪些重大的波折,留下了哪些重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一.组织建设的缘起

经考察真耶稣教会初期历史的状况表明,最初的组织是由以下几个因素而应需产生的:

1.  圣灵动工,神迹显明,信的人迅速增加,急需予以辅导浇灌;

2.  由于寄送更正教报等产生作用,而从全国各地的来函需答复,前来查经慕道的人员又需招待谈道;

3.  本会作为一个合法的教会团体,向当时政府部门申报批准立案时,必须具备管理组织这一条件。

此外,随着教会不断的发展,规模逐渐扩大,为应对内牧养与对外宣道两大圣工的相互需要,真教会的组织也逐渐的建设健全起来,虽然随同教会经历过数次劫难、冲击,但在真教会的发展史中起了重大的作用。

 

二.真教会组织机构职能简介

在此依本会在历史上曾有过的组织机构,予以简要介绍:

 1.信徒(代表)大会:

是本会最高决议机构,定期开会,审议教会兴革事宜,并选举负责人及创制,修改教会规章制度等有关全体的问题;其决议事项由“负责人会”执行之。以决议权限之大小可分:全体大会,支部大会,各地教会信徒大会。若以1920年的北京会议为首次全体大会,至1947年为止,则本会共召开了十一次全体大会。

 2.代议员会:

代议员会是从1929年的全体大会产生,是本会议决兼监察的机构,由各支部选出代议员所组成,其权限与全体大会的代表同等。其设立目的有三:①“减省全体大会的麻烦”;②“监察总部行政”;③“减轻总部处务的责任”。它的设立,使本会组织管理更加民主化,同时又弥补了全体大会在灵活机动性与处务及时性方面的不足。自1930—1937年间共召开了八次会议。于1946年召开第九次会议时,改为“理监事会”。

自1947年后,代议员会的机构是不见了,但在组织较健全的各地本会仍设有行政监督人员或小组,对财务等方面进行监督。

3.各地教会组织:

即各地基层教会的行政组织,掌理当地教会有关教务、总务、财务此三务工作;原则上由长老,执事和传道分担。各地教会通常亦有这三种圣职人员,但初期本会仅分别以“监督,执事,教士”为名称而已。

4.全体性组织机构:

即本会全体的中枢行政管理机构。历史上曾沿用过“总会、本会、总本部、总部”等名称。其下属行政组织是:省支部、分会和区会组织,即各地教会组织。

全体性组织机构,办理有关全局的大事;此机构曾分:总务系、财务系、学务系、报务系、会务系等五大系,进行分工合作,分层负责。随着教会进一步的扩展,事务的增多,分工更加多样化。

此外,对下属支部和各地教会负有监督指导的工作。

 

三.全体性组织机构的沿革

以下将顺着真教会发展的动向和组织机构的迁移,来概述其沿革问题。

1.在北京的“总会”:

1918年2月(阳历正月下旬),经北京警察总厅批准立案,真耶稣教会“总会”成立,挂会名牌于打磨厂恩振华布庄,以此为总会会址。其职务人员是:

总监督:  魏保罗            教务:  张之瑞

副总监督:劳整光            庶务:  王德顺

布道长:  李约翰            书记:  曲提摩太

财务:    刘马利亚          出纳:  王复生

总务:    魏以撒            服务员:李雅各

据史料看,到1919年9月初魏保罗逝世前,此机构的人员设置曾作了调整,补充了天津教会的新生力量。可见教会规模的进一步扩展。此时期已有:北京的黄村、南苑、恩振华(一年后移恩信永),天津四处教会,而山东自魏保罗前往亦成立了教会。

总会成立后的工作与活动,大概是:日日聚会,不时查经讲论,每逢安息日便去更正各公会,印行传单、诗歌、见证书及更正教辩论书,分发各省各地;答复各地信件,接待前来查经慕道求圣灵的各省人员。常常禁食,不断地研究圣经难题等。

“总会”在北京,自成立到1924年春,前后约有七年之久,其间有两次全体性的会议。

 A.北京会议:

由于各地致函北京问道、请人,前来查经等事务繁忙,而举开此次会议。“以施合法水洗,分赐灵恩为目的” ,使真道普及各地。

会议时间是1920年5月1—10日,在恩信永总会会址召开。有山东、山西、湖南、河北四省十七位代表参加。议决事项有:

1.仍以北京为总会;

2.继续发行万国更正教报,由魏以撒任经理;

3.张灵生、高大龄、梁钦明主持总会,魏以撒为总务;

4.高大龄、梁钦明、魏刘马利亚,去山东唐家庄调查指导。(因有邪灵破坏工作)

于会期间,每日聚会四次,以翻方言讲道最多。高大龄在会中圣灵充满,说方言很多;哑吧孙子真又以翻方言说起话来。北京会议后,圣灵在各处更加动工起来,真教会在国内进一步推展开来,实现了“分赐灵恩”的目的。

 B.武昌全大会议:

亦称“全国联络大会”。因正值各地本会兴旺之势,尤以湖南、湖北、河南三省为典型。当时长执们担忧教会火速各自发展,“诚恐日久天长,在一个会名之下,传出四分五裂的道理有了互不往来的情况。”所以明确提出开会目的:为防分裂,谋求连络为一家,在真道上合一;只有这样才能更正外教会,又能成为“自助、自治、自立、自养”的教会模范。

大会定1922年4月17—26日,于武昌胜桥本会召开;于会者:山东、山西、河北、江苏、河南、湖南、湖北七省共十八位代表。本次大会:

1.公选高大龄为本会全国总长老(因张巴拿巴无监督职称);

2.讨论了本会各处进行手续,并议联络全国真耶稣教会合一办法;

3.拟定十五条本会规章;

4.推举魏以撒、高大龄、张巴拿巴三人出席拟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基督教大会。

此次大会实际上只进行了三天,是因武汉各差会的敌视诬告,由武昌警局出面强行解散了。待魏以撒从上海返回武昌后,蒙圣灵感动,与留驻武昌的时仁航联名印发了一篇反响颇大的《宣言书》分呈政府有关各部门,经报纸报道而舆论大哗,迫使省长陈嘉谟立刻手令警厅,保护本会,不再受逼迫。此《宣言书》之内容犹存,至今读来仍然十分铿锵有力,不失为后代维护教权的典范作品。

2.在天津的“本会”:

北京总会,在1924年春迁到天津,因为当年春天在天津出版“小万国更正教报”,又因领导重心已移至天津,人才经济比北京充裕的缘故。并于1926年改名为“本会”——有“代表总本会,是原来根本的总会”之意。由此可见,此时南北方教会已有隔阂。卅年专刊称是起因于张巴拿巴对北方诸位长执和教会有成见,而独自召集南方教会的同工开了长沙全大会议。这是一次很特殊的会议,仅介简况。

长沙全大会议:

地址:长沙草潮门正街本会。

时间:1924年7月17—26日

到会者:山东、江苏、上海、湖北、福建、湖南几省共十七位,加之河南的宋国运碰巧路过参加共十八位。

此次大会的公函中虽然提出的宗旨是:“促进本会之统一,更同谋真道之广传。”但没有北方另一些省份的本会代表参加,决议事项也只记“议决本会规章九十四条”一项,即在武昌大会上制定的规章基础上,作了修订扩充,成为六大纲九十四条。所以长沙全大会议被认为,是一次影响南北方本会很深远的会议,因之后南北本会确实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未有联络,分道扬辘,直到1930年。

总会在天津的初期重要负责人是:王彼得、白得恩(曾向东北作开拓工作);戴大同、王云生、夏靖贞女执事服务于总会,特请时仁航长老主持报务;“后来经过一次改组,由魏以撒任监督,牛云超任会务,周作光任总务,芮允之任财务,牛子音长老任监察,夏水晶任建委主任,毕道生归入本会以后他也是有力的一员。其余效力的人还很多。”(注:1)

“北方以后的总会组织则由,总监督高大龄、及牛子音长老、魏以撒监督,毕道生长老、王天义长老、吴贤真监督、邹德升监督、夏靖贞执事为负责人了。凡有要事皆彼此过讯或会议商进。直到南北合一之实现。”(注:2)

3、在南方的“总本部”及“总部

⑴“总本部”:

1926年4月12日起的三个月期间,于南京虎踞关一号,举办第一期神学会。郭多马长老,在查经中发挥了“启”第四章中关于“宝座”的灵意:“……于是感悟我们教会虽多,非有一个总会,不能收统一的统法……。”(注:3)就在5月12日发出公函,召开全体大会, 并于大会期间成立了“总本部”。大会选出七名负责人:

总负责:张巴拿巴

负  责:郭多马、黄以利沙、谭配得、罗喜全、张撒迦、高路加。

⑵“总部”:

“总本部”于1927年10月20日迁往上海,又于次年的全大会议改名为“总部”,且一直沿用到总部迁往重庆,并于1946年9月1日迁返南京之前一年左右改用“总会”之称。

总部自1928-1937年间, 均在上海召开了六次全大会议,和八次频繁的代议员会议。足见此时期总部开展了许多事工。如:在沪开办了三期神学会,两次提倡赈灾等大事。同时,在教会的里外相继发生了两件大事,那就是:“南北合一”和“总部蒙难”。

A、南北合一:(注:4)

据总部十周年纪念刊记载,南北方本会之“分”──失去联络与圣工的合作,从而“彼此隔膜,互相疑惧,甚至彼此攻许”,以致产生教义上的些许差异等,主要是由于张巴拿巴为“争夺本会发起人的虚空荣誉,便用欺骗的手段,施行离间的政策,把南北本会分开了。”而谋求南北本会之合一,又是直接起因于本会的发源问题。

在南北本会失去紧密联系与合作的五、六年中,南方的同工、信徒却能够逐渐了解,南北方本会在发源问题上的观点不同。终于引发了对此问题的查考。之后,通过几次总部召集的大会,使问题得到了澄清,并促成了南北本会的合一。

B、总部蒙难:(注:5

1932年1月28日晚11时许,日军枪打炮轰进犯上海, 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当时总部设在宝山路横滨路口,首当其冲。次日战斗更加猛烈起来,随后总部房屋、及街对面的印刷所和设备被日军放火焚烧,所剩物件甚少,惟总部的牌子仍然高挂保存完好,令人见之称奇。而总部办公处的一切函件,财务帐本,重要立案公文、政府批文保护本会的证件,几年以来的大会审议案记录册等本会历史性材料,以及库存多种书报,赞美诗等公私财物损失净尽。

当时在总部的职员及家属、主内印刷工人共21人,罗喜全执事在与邓天启执事一同逃离之路上不幸殉难,邓天启执事脚负枪伤,获红十字会救护队救护,其余在开战起的35个小时许,即次日(安息日)上午约10时,日军闯入总部后,退出火线。但其中的谭配得、张撒迦和一郭灵胞三人,却被日军押到其驻地,险遭枪杀,惟因他们在枪口下齐声祷告喊“哈利路亚!”引起日兵希奇、问是何意,此时被一日军官认为是好人,下令释放,并由日便衣队送到法租界,安全返回,实在乃主奇妙保守平安。

总部遭劫难后,震动国内南北及海外本会,来函来电不计其数,不久又齐心奉献自建总部办公楼。表现了真教会一家一体、共患难、齐心协力的精神。

“一、二八”事变不久的2月15日,本会重整总部,于法租界辣斐德路1296号继续办公。同年6月24日—7月3日便在此召开第七次全体大会。会中对南北方本会合一后的教义问题进行了讨论,关于自建总部办公屋等重大问题,都取得一致看法、意见而作了议决。

1933年本会在上海闸北购地自建总部房屋,并于同年9月10 日迁入此新址, 即闸北柳营路童家宅。 从次年到1937年,在此总部召开过四次代议会(每年一次),两次全体大会(1934年6月22-27日和1937年4月20 日起)和一期神学会(1936年12月15日起四个月)。

当1937年战事扩大,总部又毁于日军炮火。于是总部迁到高乃依路后又迁至极司非而路43号。在上海沦陷的日子里,总部仍有张撒迦,蒋约翰,邓天启三执事在办公,直到1943年总部内迁重庆。

4、总部迁渝

1943年1月1日,总部在当时社会部的指导下,迁往重庆的七星岗德兴里36号本会内;均有办理内迁和立案的手续。总部在重庆办过一份《真耶稣教会报》和一期神学会。于1945年改名称为“总会”。总之,本会中枢机构在重庆足有三年零九个月。

5、“总会”返宁

日本败退后,“总会”为便于开展圣工,于1946 年9月1日迁离重庆到南京景贤里24号; 因狭小和介寿堂强征会址,由社会部批准迁上海极司非而路43号,在此召开了第九次改名为“理监事会”的代议会。又因狭小不便开展圣工,乃于1947年元旦迁回南京的鸡鹅巷办公,这是本会1919年开办的一处会所(后曾为中华真耶稣教会总会会所)。据记载云:“前进有三间办公室,中进有可容百余人的会堂,后进中上下八间楼房……先有董玉林之禁食接洽,后有曹英华得启示说:‘要接受民国六年的真耶稣教会才是真的。’就是这里召开了本会三十周年纪念大会,和第十一次全体代表大会。并决定发行这三十周年纪念刊。”(注:6)

  △  1949年后的本会组织状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政务院曾发给本会证书、允许合法存在。1951年,总会迁往北京。1952年,召开了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56年,总会又迁回武汉汉口。但1957年总会受到冲击,魏以撒、张撒迦、蒋约翰、李正诚等人被捕,蒙冤;1958年本会被无端取缔,蒋约翰死于狱中,魏以撒写过检讨,据说几进几出监狱。直到文革之后,拨乱反正,宗教政策日益落实,总会蒙冤才得以昭雪,张撒迦、李正诚被无罪获释。1995年11月6日, 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答复武汉嘉鱼县周和平信访时说:“真耶稣教会是我国基督教中的一个合法教派。”

总之,1949-1976年此段历史缺史料不甚了解;至今国内没有统一的组织。

 

四、本会规章制度与治会精神(注:7)

以往本会的组织管理状况集中从规章制度里反映出来。所以如下仅从本会规章制度的沿革来考察了解本会所一贯秉持的治会精神。

 

(一)规章制度的沿革

1、最早期的会规及管理:

发表于首期的更正教报上的本会教规和更正各公会教规,其中已明确规定教会当自主自办,对立执和传道人的待遇,也作了规定,其余则为教义的内容。

最初的总会和1920年5月1日起,召开的北京大会的决议,也体现会务的明确分工进行的状况。

这一时期会规虽少,但圣灵更显出其治理的主权,此乃教会处于幼儿期的一大特色。

2、“简章十五条”与“五大纲六十二条”:

1922年武昌全大会,曾制定十五条规章,“才开始注意到治理教会的方法程序,大会后又由长沙本会加添到五大纲六十二条。”。这十五条规章,可说是本会原始的纯属治会的条例。而后增补的五大纲六十二条,乃分大纲细目来制定,表明本会规章开始逐步的规范化,且有助于一目了然的了解。这五大纲是:本会教规,更正教规,传道规则,聚会秩序和本会捐款五方面。其中许多细目的内容与发表于早期更正教报上的教规一样,可见在内容上的继承与发展。

3、“六大纲九十四条”:

1924年长沙全大会的规章,是将前次大会的大纲及会后增补的条规,大加增删而成的。被认为是“关于治事的条文加多了,信章减少了。”正是说明了教会对管理的进一步加强和规章的发展。

此规章定:各地本会当立职事会,并对会务人员定了惩戒条例;立全国、各省大会的章程;以长执为教会组织核心,对其各自的资格、权柄、职务依据圣经作了明确规定;同时对传道者和信徒亦有许多合符经训的守则,提出“口传”与“书报传”两个宣道概念;经济管理更加细致严密。足见本会组织有所加强、重视文字宣道的作用等。

4、南北本会规章制度

长沙会议后,南北教会失去联系与圣工合作,在教会治理上也各自发展出规章制度来,直到南北本会合一。

A、北方教会的规章制度

①“十条约章”:

即《神命万国更正教真耶稣教会约章》共十条。从史记和内容推测,此约章应属“总会”在北京末期拟定的,并是1923年元月前已议定。在内容上仍是“信章”与治会教规并重相结合的特色,与同时期南方本会的规章制度相比,相差较大。

其中较为醒目的有第五条:“各处分会,均靠圣灵,自立,自助,自治,自传……。”此乃办教方针而言;第十条:在列出与外教会有区别的内容中,有“政教分立”一语,则说明了本会信仰之纯正与政教问题上的明确态度立场。

②“信徒章程”:

是1924年秋季由天津总会发布的,属信徒生活须知的守则,共十九条。

③“总章三十六条”:

在天津时的总会,于1926年3月8日公布的《真耶稣教会更正万国教总章》分九章三十六条,是“作为恒久办理教会的大纲,各另立细则,直到南北合一。”是南北教会时期北方教会最条理,原则性较强,内容涵盖较全面的规章。从内容上看,组织与管理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B、南方本会的规章制度

“南方总部每开全大都有规章的沿革兴替。”说明南方本会一方面组织管理继续得到加强,另一方面具有较大的协调整肃能力,即教会在不断的进展中。

①“九章四十条”:

1926年的南京全大会议定的,于当年8月20起实行。 “将第二次全国大会(指长沙大会)所议定的规章,从根本上改革,采取其中的大纲,增删作成简单的规章九章四十条,其他详细的办法,以细则补足之。”所以这种分订规章与细则,删繁就简的改革,有更加明确性、规范科学性的特点。与同年制订的北方教会的规章比较看,两者都有了较大的兴革进步。

其内容说明,南方本会新成立“总本部”,使组织向完善化大大跨越了一步,这表明南方本会此时已走向了统一;从圣灵报社纳入总本部直接经理,始有开办神学会的规章,亦表明宣道事工的拓展状况;再从第三章的“教会之维持”,即第七条:“本会之维持原为自立之精神……。”又说明南北方本会一致保持着本会创立时的办教方针。

②“应时之规章”:

由于本会已扩展成国际性教会规模,于1928年“在沪召开大会时,便改为‘全体大会’,并将第三次(即南京全大会)大会议定的规章,再加改正,为应时势之要求,增至十二章九十条之多。”这里的“时势”不但指教会进一步发展的可喜形势,更主要指内部出现了一些败坏教会的“劣势”。所以大会在此优势劣态并存的情况下,着重将极为严重的问题,提出讨论,并制定成规章,予以纠正、制止“劣势”之进一步扩张。如下所引及整理的,即有关规章之修订的背景和说明。

a.对长执方面:

大会制订了立长执的办法。理由是:“凡为本会长执均有立职之权,但向来对于立执方面,没有一定的办法,随各地长执之意而立。于是在一个教会里面,而粗制滥造了许多的长执,甚至甲所立的,与乙所立的,竟发生了龃龉,互相仇视,如冰炭之不两立,致生党派之观念,失却了圣职之尊严,被人指责,为教会前途计,应当加以改善。

“长执原为牧养教会之职,是真神的管家,应作合群的榜样,同心合力为神作美好之工,反倒自生纷争来败坏信徒的信心,或想立为长执,作个教会上名誉的招牌,竟忘记了对神所负之职务。似此立执之混乱,弊害丛生,如没有立个严格的办法,教会必受害到不能收拾的地步。于是为要防备这事,新定第六条的办法,凡要立长执,应先得教会之同意,经总部承认然后立之。倘使太多或资格缺欠,总部则不承认其立职,以明立职之慎重,提高长执的品格和圣职,庶免因长执之不纯全,而贻害于全局。”

于是对长执又定了惩戒的办法。将那些“传异端,或作出背道之行为,或做个有名无实的长执,只管贪图世利,有退职、停职、革职之三种裁制。”同时对长执也加以确定其权限:“为管理教会,牧养信徒之圣职,并有立职审判之权……。”

b.对信徒方面:

定有其义务、权限,以此与长执的权限相对应,“方能监督长执之专制,或有背道离教之事……。”

c.对教会的财产:

全属新规定,明确了教会产权所有,如何保管,动产与不动产之留存等。

d.对总部方面:

增订了总部、支部负责人有任期及有关惩戒,遇重大事情时应先召集负责人开“审议会”;又扩大总部的权限;不但有立职、退职与惩戒权,还有打破原定之省县界线,在各地均有设立支部划定支部区域之权,而且对各地本会的上诉有司法审判权,对长执判决不服有复审权等。(按:在此所说的本会长执或组织的权限,非一般所言之权力,乃指属灵上的权柄、职责)

e.对专职传道:

定有差遣之规,和顺服之要求,又定所接受教会如何待遇传道,对传道及家属的生活予以保障,对背道者给予惩戒等。而在此前之规章对传道者惟有一味之要求。

③“渐趋完善之规章”:

a.“十三章一百十二条”

1929年的临时全大会,修订为十三章一百十二条。“更显示本会的办法,不断的长进,制度亦渐臻完善的实据来。”这从总部由职责集中改为分层负责,职能由紧缩变为松散,新设代议员会等,得以说明南方本会组织管理方面又有一次健全进展,内部强大而灵活的调整能力。

这次大会所修改的规章,“是为要坚固总部和全体的教会,分明彼此的权限,使各地能够自由去推广真道,多作救人之工为目的。”所以有如下几方面的修订:

一、修改了总部负责的选举法,更加体现民主选举精神;

二、将总部部分职责分给支部,以利圣工的活泼发展,使支部的职能扩大—─“有直接处置、审判、立职之承认,差派传道、开办神学讲习会之权,不独为上下联络的一个重要的机关,也可减轻了总部的事务,使各地自动去发展,不受何种的阻碍了。”

三、实行“总部及支部的事务分管”——改定总部为五系(总务系、财务系、学务系、会务系、报务系),支部为三股(庶务股、财务股、会务股)。使之职责分明。

四、新设代议员会,以补助全体大会之不足,将本会组织机构两级制:一为议决机关兼监督职能的全体大会,代议员会,支部大会,长执会;另为执行机关,即总部、支部、各地本会组织。

b.“十二章一百十四条”:

1930年的临时全大会,“对于规章之修改,虽略有更正,但可说变动最少之一年,仅将第四章与第五章合并,全部缩少为十二章,另加二条(即第十六,二十四条),全体构成一百十四条,其余都没有什么更改。”

对规章没有多少修改这一现象,一般来说,若是圣工照常推行,则说明教会组织管理趋于稳定正常化,规章制度亦渐趋完善的状况。

5、南北合一后的规章制度

①自1931年4 月份召开了“南北本会合一代表会议”,已促成了合一。总部于1932年“开第七次全体大会时,亦有改订规章,所改订的,大概属于名称的改换者居多。全部亦只有十二章,不过将第十条分作两条,全体构成一百十五条而已。”

②于1934年的“第八次临时全体大会”(亦称第九次)对规章虽有修订,但全部章条,均没有改动,只将其中的共二十二条作了字句上的修改,其余照原文通过。

③于1937年4月份, 在上海总部召开的第九全体大会(亦称第十次)曾将前大会所议定之规章,修改为十一章,而仍为一百十五条。(注:其文件未载而不能见之,估计与前次大会通过的规章没有多少差异)。

6、总部在上海召开两次大会之规章细则

所谓规章之细则,是总部为补充说明本会规章部分条款,在其原则下面另订的更具体的实行办法。北方本会之规章未见有细则的文件,但存有总部在沪时期两次大会之规章细则,仅作简介如下:

“六全大细则”:

1930年5月份, 总部在沪召开“第六次临时全体大会”(亦称第七次)首次公布了大会规章的细则。内容分:总则、长执之职权、圣礼、财务、大会及代议员会,传道、管理、附则,共八章六十条。

“八章六十八条细则”:

总部于沪召开第七次及第八次全大会,均将六全大制定之规章细则略作修改、而成八章六十八条。公布日期是1932年7月15日。内容也分:总则、长执之职权、圣礼、 财务、大会及代议员会、传道、管理与附则八大章。对前大会的细则修改不多,而多属增补规定。

7、总部迁渝至返宁时的规章及其细则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至1943年总部迁渝,其间共六年,总部未能正常召开全体大会与代议员会,因此未见有规章的制定修改事宣。

“自总会内迁到现在为止,好像又另进入了一个阶段。

“社会部对于人民团体有着一贯的会章,在各个社团中,大同小异的沿用中,大会既在制下立案,当然也不能例外。不过社会部多早申明过,如有不切合各社团用的时节,可以另立细则与实施办法,所以我们原有的会章成为细则了,而有的细则就成为实施办法了。惟独按社会部所规定的才叫会章了。在重庆所订的是八章二十八条。

“那么我们现行的会章是八章二十七条,细则十章八十六条,实施办法是二十章三百零五条。”(注:如上卅年专刊记细则十章八十六条,应为七章八十六条)。

从卅年专刊的引言中可知:

①重庆时期的“会章”(八章二十八条)未登载而不知其内容。

②总会返宁时的《现行本会会章》(八章二十七条)应是将重庆时期的“会章”进行修订而成的,并在“第十一次全大会”时通过。

其内容分:总则、任务、会员、组织、职权、会议、经费、附则共八章二十七条。从词汇,内容看的确有政府公文的形式特点。

③在宁时期的《现行本会办事细则》,本条文注明是1947年第十一次全大会上通过的;但根据如上引文说明是属本会原有的会章文件,经修订而成的。

其内容亦分:总则、任务、会友、组织、职权、会议,经济与财产共七章八十六条。其条文是更加精练原则化了,但其风貌与往日之本会规章大不一样,读来总感觉没有那么亲切、有感力。

④所谓《实施办法》包括附则共二十一章三百零五条之多,由郭子民起草,经第十一届总会常理审定,其内容分:总则、圣职之资格及职权、助理圣职选任之资格及职权、会堂教规、总支分区会之联系职权、聚会所、救济委员会、编审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建设委员会、布道团(对)、弹劾与惩戒、本会各级大会代表之选出、灵修院、财产保管委员会、真圣书报社、各级神学、信主受洗赦罪得救、收转捐款、婚丧礼制、附则。

 

(二)本会的治会精神

从本会规章制度的沿革,可看到本会的治理:一方面是随着教会的发展,组织逐步健全而不断得以加强,越趋于完善化;另一方面是经过教会不断的实践,且一贯持“择善必行,不善即改”的原则态度,而使本会的规章不断得以修订,也使教会管理更加实在,合符圣经真理。在此依循本会历史发展的角度与规律,来客观考察、总结本会治理的根本特色。

1、求靠圣灵引导:

本会最早期的教规和更正教规,多属圣灵的启示、感动再经整理的。初期工人凡事均能依靠祷告、寻求神的旨意,而后行事,所以屡屡经历神的同工、能力。如魏保罗“无论作事大小,必先祈祷……”(注:8)

而较早期的本会规章细则,亦可见到强调依靠圣灵引导的规条。如:武昌全大会的“简章十五条”之十二条:“本会当求真神选派长老,到各会讲道,或一安息,两安息,至多三安息,如蒙主特别启示,则不限日期。”长沙本会拟“五大纲六十二条”之十五条:“安息日宣讲,随圣灵启示,不限钟点(徒2:46)”;第十八条:“求圣灵启示,选立长老执事,必须禁食祈祷(徒14:23)。”

长沙全大会的“六大纲九十四条”第三十七条:“办理教会之人,应当求主选派,凡求办教会的事,必须大家祈祷靠圣灵的引导,免致错误, 为的传道救人。 (太9:36-38)”

本会初期历史一个显著的特色是:凡事求靠圣灵的引导。乃因初期工人信徒心灵单纯,真理未查明,如人之童年期反能凡事依赖父母般地依从圣灵。

2、凡事遵照圣经:

本会初期的牧养管理工作之另一显著特色是:凡事遵照圣经而行。

举凡教义要道,及治会规章细则,都要有明确的圣经依据与教训;所以本会的规章条款均标注有圣经章节,便不觉得是属多余之举了。圣经也是本会工人宣道辩道的有力利器,若遇不依圣经而理论的对象,便认为没有与之讲论的价值意义。

凡不属经训之传统或作法,也都被列为更正和革除的范畴;圣经真理成为本会信仰与生活的中心,是一切“善”的标准,“择善而行,不善而改”是本会的优良传统。

3、民主治会精神:

在早期教会规章里,对长执、传道已定立明确的职责与惩戒制度,以严肃圣职,摆正其仆人位置,防止其败坏全体。

在本会,“信徒(代表)大会”始终被确定为最高决议机构。实行集体领导,一切事务均以会议议决,所议决事项,交由“负责人会”执行,负责人定有任期,连选才得连任。

对执行机构,如总部的职责,曾适时地作调整——分给支部,以限制负责人的影响力,防止阻碍圣工的发展现象。曾规定:“凡出席大会之代表各有发言表决权”;“总部、支部负责对于大会议事得述意见,但不得参加议决”;“出席全体大会之代表有弹劾总部之权……。”(注:引总部召开第五次临时全大会通过之规章)。稍后,代议员会这一监察机构的设置,更进一步体现本会管理之透明度,以防人为之错误,创高度民主治会之风气。

虽然如此,总部的长执依据真理,凭借民主的原则,仍然把握着教会的全局与大方向。由此可见,本会之管理具有显著浓厚的神政民主的治会精神与特色。

 

结语:

从研究圣经的方法入手,可知:教会的组织是应需要而自然产生的,而且由小到大,由单纯到复杂;即教会的组织形式,可酌量当时的情形(社会与教会的),而采取最合符圣经的精神的组织。在组织宠大时,应分工合作与分屋负责,为使各自明确职责,达到群策群力的目的,保障教会组织之正常运行,防止个人破坏教会大局,追求教会的合一;须制订合符经训原则的规章制度。教会实行集体领导,民主的管理,一切会务有开会商议之必要,重要教务则由负责人召集例会或特别会议讨论议决。

然而经考察本会的组织建设和规章制度的沿革,表明本会有史以来,就是沿着圣经指示的组织与管理的原则,轨迹而逐渐发展的。证明本会依靠圣灵引导,凡事谨遵圣经奉行真理的作风是正确的必要的,是应当坚持的传统!

反观当今北方部分本会的组织管理,以人意代替神旨,以封建的世袭及帮会式的治理代替属灵的神政的民主管理制度,岂非对圣经真理和本会的优良传统的违背和反动?

 

注:

⑴-⑶《卅年专刊》

⑷-⑸《真耶稣教会总部十周年专刊》

⑹-⑺《卅年专刊》、《总部十周年专刊》

⑻《卅年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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